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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风投不可能替公司管理日常事务。这就有必要替公司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CEO(当然,如果风投公司觉得某个创始人有希望成为CEO,一般会同意创始人兼CEO的职位)。每个风投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有十几到几十家,要找到几十个CEO也并非容易的事。因此,有影响的老牌风投公司实际上手里总攥着一把CEO候选人。这些人要么是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要么是该风投公司以前投资过的公司的创始人和执行官。风险投资家给有能力的创始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锁定和他的长期关系。如果后者创业成功固然好,万一失败了,风投资本家在合适的时候会把他派到自己投资的公司来替自己掌管该公司日常事务。一个风投公司要想成功,光有钱,有眼光还很不够,还要储备许多能代表自己出去管理公司的人才。这也是著名风险投资公司比小投资公司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前者手中攥着更多更好的管理人才。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虽然目前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按营业额计算只有思科的四分之一,但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不仅因为华为以比思科更快的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为将思科拖入了“中国制造”效应的阴影中,这是后者极不愿意的。我们在以后会专门讨论“中国制造”的效应。它基本的影响是,当一个原本只能在美欧生产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则可以过渡到日本和韩国,进而落脚于中国。美欧公司能赚钱的时间只有从美国到中国这段时间差,以前这段时间可以长达数十年,现在只有几年。一旦一项产品可以由中国制造,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薄到让美欧公司退出市场。现在,思科和华为的竞争就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因为华为已经可以生产和思科匹敌但是价格便宜许多的低端网络设备,因此,思科相应产品的利润已经被华为封顶。思科内部存在一个和IBM类似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毛利率相比整个行业并不低,但是扣除研发、市场和管理等费用,就成为亏损部门。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它不得不放弃这些低利润的产品。当然,思科在高端产品和新产品上的优势是华为短期内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剩下高端产品,那么它就在也不能成为全行业的垄断者。澳门金沙amjs.com这种现象,乍一看来是微软在和大家做对。实际上,盖茨本人和其它厂商也不想把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搞得这么大。据了解,盖茨本人多次说,他过去搞得BASIC只有几十K,你们(微软工程师们)搞一个.NET就要几百兆,其中一定可以优化。当然,我们知道微软现在的.NET比二十年前的BASIC功能要强的多,但是否强了一万倍,恐怕没有人这么认为。这说明,现在软件开发人员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精打细算了。我们知道,当年的BASIC解释器是用汇编语言写成的,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否则在早期的IBM-PC上根本运行不了。但是,要求软件工程师使用汇编语言编程,工作效率是极低的,而且写出的程序可读性很差,不符合软件工程的要求。今天,由于有了足够的硬件资源,软件工程师做事情更讲究自己的工作效率,程序的规范化和可读性等等。另外,由于人工成本的提高,为了节省软件工程师写程序和调程序的时间,编程的语言越来越好用,同时效率却越来越低。比如,今天的Java就比C++效率低得多,C++又比二十年前的C效率低。因此,即使是同样功能的软件,今天的比昨天的占用硬件资源多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

澳门金沙amjs.com应该讲,1999年的惠普虽然大,但是并不强。这有点像中国战国时候的楚国。惠普的董事会当然希望把惠普搞得强大。它必须决定分出去哪个部门,保留哪个部门。医疗仪器部门虽然利润率高,但是在GE的打压下发展有限,经过长期酝酿,才决定将科学仪器和医疗仪器部门都分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安捷伦,然后新的惠普好集中精力于计算机行业。这么大的公司重组当然要有个有经验的人来执行,惠普公司董事会看中了菲奥莉娜拆分和并购公司的经验,破例选择了她出任硅谷最老的惠普公司的CEO,来实施安捷伦上市的事宜。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小的例子。风投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总的来讲好的风投是创业者的伙伴。没有任何公司比惠普更能代表硅谷的神话了。1934年,斯坦福的两个毕业生休伊特(Hewlett)和派克特(Packard)躺在斯坦福的草坪上憧憬着这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过后的美景。两个打算办一个电子公司,至于这个公司的名字应该叫Hewlett–Packard还是该叫Packard-Hewlett,两个人决定抛硬币看运气,最后结果是Hewlett赢了,便有了HP这个名字。但是,直到1939年这个公司才正式成立,创办资金只有区区500美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示波器的电子仪器。经过二次大战,惠普得到了发展。这时一个机遇使得惠普、硅谷和斯坦福同时兴起。

当整个行业都开始遵守微软制定的规则时,全社会就出现了各种各样靠微软吃饭的人。有编写、翻译、出版和销售Windows编程书的人(只要到各个书店科技图书的柜台前看一看有多少这类的书就有体会了),还有从事各种微软软件培训或者微软证书考试复习的“专家”(只要在媒体上看看有多少这种广告就行了)。大家还能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改变微机行业的规则意味着这些从业人员的失业,他们就会首先跳出来反对新的规则并且力挺微软。这样,微软在微机领域的王位就变得几乎无法撼动了,至少不是在技术上能撼动的。同样的道理,Google也养活了无数做网站优化的人——这些人把各种网站优化成最适合Google的排名。如果一夜之间出来一个新的搜索引擎要挑战Google,不论它是否比Google好,这些人马上会出来反对。即使像思科公司那种不直接和终端用户打交道的公司,对社会的影响也远不止是卖一些网络路由器那么简单。当一个思科的证书成为求职的敲门砖时,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必须掌握其相关技术,你可以想象这时思科的地位便稳如泰山。甲骨文的情况也和思科类似。作为一种技术产品下家的公司,比如惠普和戴尔是英特尔的下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货源不会被一家公司所垄断,通常会按一定比例同时采购两个上家的产品,即使一个上家给出的条件比另一个好。因此,我们看到惠普、戴尔和联想等公司总是既卖采用英特尔CPU的计算机,也卖AMD的。有些时候,一种产品无法同时选用两个公司的器件,比如苹果的iPhone每一代只能有一种处理器芯片。这时,公司就会在这一代产品中选某个供货商的,下一代选它竞争对手的。大部分公司和政府部门在大宗采购的选型中,常常是这一次选择公司甲的(比如思科的),下次选择公司乙的(比如Juniper的)。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澳门金沙amjs.com除了绿色能源外,KPCB主要的投资集中在IT和生命科学领域。在IT领域,KPCB将重点放在下面六个方向:

二战后的信息技术,大多起源于美国,而硅谷更是世界创新的中心。尽管2000年硅谷收到互联网泡沫崩溃打击最大,但是,它依然是信息技术和(以Genentech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创新的中心,但是,和二战以前不同,每一项起源于欧美的新技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日本人、后来还有韩国人和中国人掌握。于是,一种技术出来后,欧美公司在没有亚洲竞争对手时,可以打一个时间差,挣一个高额利润。以前,这个时间差有几十年,现在已经缩短到几年甚至更短。比如,五十年前日本的日立和松下等公司造出可以媲美惠普的示波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佳能仿制出惠普的喷墨打印机几乎没有花任何时间。这样一来,惠普等公司就不得不和亚洲公司面对面的竞争了。2.山姆、强尼和迪克三人必须从原有公司辞职,全职为新公司工作。并且在没有新的投资进来以前,三个人的工资不得高于每月四千美元;这次争霸对微软来讲比它和苹果的竞争要轻松的多,首先,1995年的微软已经不是八十年代初的小公司了,它当时已经成为历史上罕有的高成长、高利润公司。有了钱,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人。比如盖茨甚至为了照顾那些不愿意搬家的数据库专家,在他们现有的城市设立研发办公室。这是微软早期在和苹果竞争时根本做不到的;其次,微软已经在微机领域形成了垄断,并且它很善于将垄断的优势扩展(Leverage)到其它领域—非计算机专业的用户接受微软的WindowsNT操作系统比接受太阳的Solaris要容易得多,因为大家在自己家的微机上使用和NT没有什么区别的Windows3.1和Windows95;第三,在应用软件开发上,微软更多地依靠第三方,而太阳和苹果一样,经常不得不自己开发。(苹果公司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种操作系统是否能推广,关键看上面有多少应用软件可用。微软WindowsNT上的应用软件比太阳Solaris多得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承认,微软的管理团队是当时世界上IT领域最好的,比尔盖茨当年也是最棒的工业界领袖。AT&T的景观比朗讯略好些。它有相对稳定的利润很高的长途电话收入以及发展得很快的移动通信业务,因此在分家的前几年继续支撑并且扩大了它的实验室。因为没有抢到贝尔实验室这个牌子,AT&T以信息论发明人香农的名字命名了它的实验室。这时互联网的崛起和无线通信的普及对AT&T的核心业务开始形成威胁。但是,AT&T在这两方面以及快速发展的宽带电视业务上都很强。本来,AT&T最有资格成为这些新领域的老大,就像它成功地从有线通信扩展到微波通信一样。但是短视彻底毁了它。

美国的公司从理论上讲不鼓励加班,从法律上讲也不能要求正式雇员加班。对于按小时付薪水的合同工,加班要给加班费。但是正式员工如果自己想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我并不确定全美国IT行业的员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也许是四十小时左右吧,因为法律规定如此。在美国东部和南部,IT行业的从业者每周工作很少能超过这个数。但是在加州,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都远不止四十小时。即使是在我们前几章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大跨国公司里,很多人经常周末要去加班。在小公司里,尤其是还没有上市的小公司,大家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甚至一百小时是很正常的事。日本人号称工作时间长,但和硅谷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在日本,大家是没事做耗着不回家,而硅谷大家是有干不完的活。虽然硅谷工程师的薪水比美国同行要多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每小时实际收入其实要低得多。更何况,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作时间太长,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少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从这个角度讲,硅谷不是很好的生活的地方。这倒不是雇主不想对员工更好些,事实上加州的法律比其他州更倾向于保护雇员的利益,但是公司之间激励竞争的大环境使然。所有人,上至公司最高管理层,下至新入职的普通员工,在这样紧张环境下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到了1986年,英特尔不想让AMD生产刚刚问世的80386,可能是想独占80386的利润吧,于是开始毁约。AMD拿出过去的合同请求仲裁,仲裁的结果是AMD可以生产80386。这下子英特尔不干了,上诉到加州高等法院,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但是法院基本上维持了仲裁的结果。AMD于是便名正言顺地克隆起英特尔的处理器芯片了。当时微机生产厂家,例如康柏为了同英特尔的压价,开始少量采购AMD的芯片。几年后,英特尔再次控告AMD公司盗用它花几亿美元买来的多媒体处理的MMX技术,AMD做了让步达成和解。在整个九十年代,英特尔和AMD虽然打打闹闹但是,它们在开拓x86市场,对抗精简指令集的工作站芯片方面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在市场上的依存要多于竞争。思科幸运地站到了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之巅,在互联网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思科上市后仍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思科能坐稳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头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特殊的文化。Novell公司搞了一个叫NOS(NetworkOperatingSystem)的操作系统,对应于微软的DOS。它采用和微软MSDOS同源的DRDOS,因此它的网络操作系统实际上可以完全独立于微软的软件运行,同时又和微软的DOS兼容。虽然Novell后来买了一家网卡公司也做点硬件,但是它的精力一直放在网络操作系统上。随着Novell的网络操作系统在微机局域网上越来越流行,它处在了一个和微软同样的有利位置:不管用户使用哪一个牌子的PC和网络硬件,都可以使用Novell的操作系统。Novell网络操作系统不仅自己安装十分容易,而且建立一个局域网的工程也简单到非专业人员看看说明书也可以做。一个没学过计算机的人看着别人干两次就会了。读者如果曾在九十年代初在中关村转过一两圈,就能记起当时任何一家两三人的小公司都会在自己的业务上写上“网络安装”等字样。很快,Novell的操作系统在局域网上就像DOS在微机上一样普及。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Novell公司成长得一番风顺,不仅很快超过了3COM公司,到1990年,它几乎垄断了整个微机局域网操作系统的市场,营业额接近微软(九亿美元对微软的十一亿美元)。因为微机联网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而且微机的局域网比基于Unix服务器、工作站和TCP/IP协议的网络在中小企业中更有前途,Novell公司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微软——它可能垄断企业级的操作系统。在接下来的五年中,Novell仍然靠着浪潮的惯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到1995年。那一年Novell的营业额超过二十亿美元,相当于微软同年40%的水平。现在回过头来看,Novell这五年的业务虽然不断增长,但是,它的进步还是远远落后于微软。

为了夺得对世界移动通信市场的主动权,并实现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无线手机通信,以摩托罗拉为首的美国一些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于1987年提出的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星座系统。我们知道,当今的移动通信最终要通过通信卫星来传输信息,为了保证在任何时候卫星能够收发信号,卫星必须保持和地球的相对位置不变。所有的同步通信卫星都必须挂在离地球三万多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同时在地面建立很多卫星基站来联络手机和卫星。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基站,比如沙哈拉沙漠里,那么手机就没有信号,无法使用。铱星计划和传统的同步通信卫星系统不同,新的设计是由77颗低卫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系统。每个卫星比同步通信卫星小得多,重量在600-700公斤左右,每颗卫星有三千多个信道,可以和手机直接通信(当然还要互相通信)。因此,它可以保证在地球任何地点实现移动通信。由于金属元素铱有77个电子,这项计划就被称为了铱星计划,虽然后来卫星的总数降到了66个。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在很长时间里甚至没有看出决战操作系统的重要性,这样太阳公司和微软公司的竞赛还没有开始就先输了第一回合。这倒不是马可尼里无能,而是马可尼里等人的“思维”锁定在卖硬件上了。虽然太阳公司的工作站当年每台要上万美元、服务器要十万美元,但是比DEC的小型机和IBM的大型机便宜多了。在九十年代末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太阳公司的服务器和工作站销路太好了、太挣钱了。虽然太阳公司的中小企业市场份额不断被微软/英特尔联盟侵蚀,但是它也在不断占领原来DEC和HP小型机的市场并有足够的处女地可以开发。因此,它的整体业务还在不断扩大。这很像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虽然它的无敌舰队已经被英国人打败了,并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由于世界上可殖民的处女地仍然很多,支撑着这个海上老二繁荣了两个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全世界再无殖民地可开拓时,西班牙早期埋下的危机才表现出来。当然,衰落要比繁荣来得快,在很短时间内,西班牙从欧洲的富国沦为穷国。太阳公司也是如此。从1986年到2001年,太阳公司的营业额从2.1亿美元涨到183亿美元,成长率高达平均每年36%,能连续十五年保持这样高速度发展,只有微软、英特尔和思科曾经做到过。在这种情形下,很少能有人冷静地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危机。太阳公司当时不自觉地满足于捏SGI、DEC和HP这些软柿子、并沉溺于在硬件市场上的胜利,忽视了来自微软的威胁。但当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碎时,它以服务器和工作站为主的硬件业务便急转直下。2002财政年度(到2002年六月),它的营业额就比前一年跌掉了三成,并且从前一年盈利九亿美元跌到亏损五亿美元。太阳公司找不到稳定的利润来源和新的成长点,从此太阳公司便江河日下,一下从硅谷最值钱的公司沦为人均市值最低的公司。澳门金沙amjs.com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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